红色的起点第13部分阅读（1/2）

民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革命领导者。列宁、特路茨基(引者注即托洛茨基)等人物的印象，时萦脑际，辗转反侧，夙兴夜寐，都想成这样的人物。……”周佛海和施存统，实际上都是在上海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然后去日本的。他俩在日本组成了一个小组。

周佛海还曾回忆“回到鹿儿岛之后，除掉上课以外，仍旧是研究马克斯(引者注即马克思)、列宁等著述，和发表论文。同时，我想要领导群众，除却论文，最要紧的是演说。所以纠合十几个中国同学，组织了一个讲演会，每礼拜讲演一次，练习演说。当时同学都说我有演说天才，说话很能动人。我听了这些奖励，越加自命不凡，居然以中国的列宁自命。现在想起来，虽觉可笑，但是在青年时代，是应该有这样自命不凡的气概的。……”一九二○年周佛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之际，不过二十三岁，是一大群热血青年中的一个。然而，他的政治野心，他的领袖欲，却为他后来改弦更张、叛离中国共产党预伏下思想之根……

第五部分响应周恩来赴法寻求真理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向东伸入留日学生，向西则伸入留法学生。

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不亚于留日。从一九一九年春到一九二○年底，中国便有一千五百多名青年涌入法国勤工俭学。其中，撒向法国的中国共产党“种子”的是张申府。他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

他不是去法国勤工俭学。那时，他已是北京大学讲师。他跟北京大学前校长蔡元培同船去法国，被吴稚晖聘为里昂大学中国学院教授，讲授逻辑学。张申府在法国发展了刘清扬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结为夫妇。张申府又和刘清扬发展了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此，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是从一九二一年二月算起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关于重新确定周恩来同志入党时间的报告》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文献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四期。

张申府在回首往事时，曾这样十分概括地谈及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的人员情形“接着，由上海又去了两个党员赵世炎、陈公培。他们两人是〔在〕上海入党的，都是陈独秀介绍去的。这样，我们五个人成立一个小组(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小组一直是这五个人。后来（一九二三年以后）小组的事，就由周恩来他们管了，我在一九二三年冬回国。李维汉当时是少年共产团(cy)，他是一九二一年底回北京入党的。蔡和森也是少年共产团(cy)，后来在北京入党的。陈延年、陈乔年没有加入我们小组。延年本来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反对他们的父亲，后来他们慢慢进步，回国后才走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路上，后来加入了少年共产团和共产党。”周恩来是在一九二○年十一月七日，在上海登上法国邮船“波尔多”号，驶往法国的。

这位二十三岁的小伙子，是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十五批赴法学生中的一个。比起同龄的年轻人来说，他显得成熟，因为他已在社会的大熔炉里受到炙烤——曾经东渡扶桑，也曾身陷囹圄，还曾与李大钊有过交往……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连他自己也曾这么说过“在血统上我也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二五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不过，他出生在苏北淮安。取名恩来，原意是“恩惠到来”。字翔宇，后来他常用的笔名“飞飞”也就取意于“翔宇”。至于他另一个常用笔名“伍豪”，则是因为他参加觉悟社时抽签抽到五号，取了谐音为“伍豪”，而邓颖超抽到一号，取了“逸豪”为笔名。十二岁那年，周恩来离开淮安老家，随伯父周贻赓到东北沈阳去。十五岁的时候，又由于伯父调到天津工作，他也到天津求学。环境的不断变换，使他眼界大开，而且养成独立生活、独立思考的能力。十九岁那年，他从南开学校毕业，头一回出国——到日本留学。上船时，朋友送了一本《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他在途中细看了这本杂志，思想产生共鸣。从此，他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于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一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日本使周恩来失望，因为当时的日本正在跟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周恩来卷入了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

留日两年，二十一岁的周恩来终于下决心归国。他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回来，恰逢震撼中国的五四运动。周恩来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成为天津学生领袖。他请李大钊到天津觉悟社讲话，跟这位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了交往。后来他被天津警察厅逮捕。从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九日至七月十七日，将近半年的铁窗生涯，使周恩来的思想迅速走向成熟，他看透了旧中国的黑暗，决心点起一把革命的火，照亮这黑沉沉的国度。出狱之后，他又去北京见李大钊。为了寻求真理，寻求拯救中国之路，他踏上了西去的轮船，到欧洲去……他原本是打算去英国的。从法国到了英国，住了五星期，还是回到了法国——法国的生活费用要省得多。

在法国，周恩来终于认准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之路。

周恩来在一九二二年三月致天津觉悟社谌小岑、李毅韬的信中，十分坦率地谈及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劈头要说的便是你们现在所主张的主义，我是十二分表同情，差不多可以说没有甚么修正。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unis（以下简作cis)也就够了……“总之，主义问题，我们差不多已归一致。现在再郑重声明一句，便是‘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我以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cis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安妥了我的目标。……”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第二期，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五日。周恩来信中所说的“unis”，亦即共产主义。

第五部分响应赵世炎加入旅法小组 1

一九二○年五月九日，又一艘名叫“阿芒贝利”号的轮船驶出上海港，前往法国。

在码头送行的人群之中，站着又瘦又高的毛泽东。

船上赴法青年之中，有许多湖南青年，内中有毛泽东的好友萧三。同船的也有四川青年，内中有一位十九岁的不大爱笑、言语不多的小伙子，名叫赵世炎。

赵世炎是四川酉阳县人，字琴生，号国富，笔名施英。后来，他还取了个俄文名字，叫“阿拉金”。那是因为一九○五年俄国革命失败后，十二位革命者在法庭受审。当赵世炎一九二三年由法国去莫斯科学习时，同行者正巧十二人。于是，这十二人各取一九○五年十二位俄国革命者的名字为自己的俄文名字。赵世炎取了阿拉金作为自己在俄国使用的名字。赵家是多子女家庭。赵世炎兄弟姐妹九人，他是“老八”。他的妹妹，亦即“老九”，比他小一岁，名叫赵君陶。赵君陶便是李鹏之母。

十三岁之前，赵世炎在四川酉阳度过童年，在龙潭镇高级小学毕业。

他的父亲赵登之，是酉阳地主兼工商业主。一九一四年，赵登之得罪了当地的恶霸，不得不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孩子迁往北京。到了北京之后，赵世炎和四哥赵世琨一起进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学习，而姐姐赵世兰、妹妹赵君陶则进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女中。赵世炎上中学时，很喜欢英语课。学会了一口流畅的英语，使他受益匪浅。一九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王光祈、曾琦、周太玄等六人，在北京顺治门外岳云别墅开会，讨论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推选王光祈为主任，并决定邀李大钊列名发起。后来，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回回营陈宅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成为“五四”时期中国进步青年的重要团体。

赵世炎在一九一七年结识李大钊。在筹备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期间，李大钊让赵世炎也参加一些活动。这样，赵世炎开始走出学校，投身于社会活动。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三天——五月七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成立学生会，赵世炎便当选为干事长。这年七月，赵世炎在附中毕业，正式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不久，赵世炎进入吴玉章在北京主办的法文专修馆，学习法语，为去法国勤工俭学作准备。他有很好的英语基础，所以学法语进步甚快。出国之后，他还学会了德语、俄语和意大利语，确是一位勤奋而又富有才华的青年。

赵世炎在一九二○年四月结束法文专修馆的学习，便与萧三等结伴前往法国。他在路过上海时，看望了陈独秀，跟陈独秀建立了联系。正在筹备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陈独秀，把情况告诉了他，他表示赞同。到了法国之后，他一边在工厂做工，一边研读法文版的《资本论》和法共中央的机关报《人道报》。

一九二一年二月，赵世炎通过陈独秀的关系，跟张申府建立了联系。两个月后，陈公培收到陈独秀的信，去见张申府。这样，如同张申府所说“于是我和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成立了小组。没有正式名称。成立后报告了陈独秀。”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这个小组，如今被称为“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在一九二二年，他和周恩来等组织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笔者在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访问了郑超麟先生，他亲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据他回忆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八个中国青年陆续来到巴黎西北郊外的布洛宜森林，举行秘密会议——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二十一岁的郑超麟，当时在法国蒙达尔勤工俭学。蒙达尔离巴黎不算太远，坐火车三小时便可到达。蒙达尔有许多中国学生。郑超麟和李维汉、尹宽作为蒙达尔的代表，来到了布洛宜森林。在那里，郑超麟结识了一个穿黄铯大衣的年轻人——周恩来。主持会议的便是赵世炎，他有很好的口才。出席会议的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余立亚、袁庆云、傅钟、王灵汉、李维汉、萧朴生、萧三、汪泽楷、任卓宣。每人拿了一把铁折椅，在林中空地上围坐成一个圆圈。会议十分热烈。郑超麟记得，周恩来主张用“少年共产团”为名，之所以不同意“少年共产党”，因为“一国不能有两个共产党”。但是许多人认为“少年共产党”有“少年”两字，即表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周恩来提出入党要举行宣誓仪式，许多人不知宣誓是什么意思，也引起热烈的讨论。后来，在讨论党章、党纲时，郑超麟说“党章、党纲没有分别，何必分成两项来讨论呢?”这话一出，好多人笑他没有常识，连党章、党纲都分不清楚。会议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也就在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成立，赵世炎任中国共产党法国组书记。这年，赵世炎甚至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诗人萧三在一九六○年曾回忆了其中的详细经过“(一九二二年)九十月间，世炎、若飞、延年、乔年和我五个人，由阮爱国同志(即胡志明同志)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胡志明同志当时是法国共产党的重要成员之一，在法国共产党的成立当中，他也起了作用。我们是怎样认识的呢?当时法国党经常组织工人、市民在巴黎示威游行，我们也去参加。在示威游行中，碰到一个越南人，看来像一个广东人，相互间便打招呼。当时他的中国话说的是广东话，我们不懂。但他的中国字写得很好，我们便用笔、广东话、法语混杂着进行交谈。以后便请他到我们住处去交谈。相互熟识了，他便介绍我们五个人参加法国共产党。……”萧三《对赵世炎事迹的回忆》，载《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第五部分响应赵世炎加入旅法小组 2

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名成员陈公培是与赵世炎同龄。虽与陈公博只一字之差，两人其实毫无瓜葛。他是湖南长沙人，原名善基，又名伯璋、寿康，曾用名吴明、无名。在《赵世炎旅欧书信选》中，好几封信写给“无名”，亦即写给陈公培的。陈公培在一九一九年去北京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在一九二○年六月他经沪赴法。在上海，他与陈独秀见面，赞同陈独秀关于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七月，他前往法国。

陈公培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回国。一九二四年北伐时，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他参加了南昌起义。潮汕失败后，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他在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时期，担任了十九路军与红军联络的代表，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彭德怀取得联系，商谈反蒋抗日，与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十一条。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他退到香港。

一九四九年后他来到北京，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受到尊重，担任国务院参事，第二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在北京去世。那位与张申府结合的刘清扬，是旅法共产主义小组中唯一的女成员。刘清扬是回族人，生于天津。她是一位非常活跃的女性，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发起者，担任过天津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她是觉悟社社员，与周恩来、邓颖超都很熟悉。

一九二○年十二月，刘清扬与张申府同船前往法国。

一九二一年一月，张申府介绍刘清扬加入小组。

刘清扬后来转到德国勤工俭学。回国后，从事爱国妇女团体的组织工作。在大革命失败后，她脱离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她仍投身于妇女界爱国运动。一九四四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担任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委员会主任。一九四九年后，刘清扬担任第一至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一九六一年，刘清扬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九日，她以八十三岁高龄在北京去世。值得在这里顺便提一笔的，是当年“二十八画生”贴出《征友启事》时，所得到的“半个朋友”，也来到了法国。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跟斯诺谈话时，这么说的“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引者注据罗章龙回忆，一个姓萧，一个姓黄)。‘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其实，李立三头一回跟毛泽东见面，一则因为比毛泽东小六岁，二则刚从县城来到长沙，一时语塞，所以什么也没有说。

李立三是湖南醴陵人，原名李隆郅，笔名唯真。他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抵达法国。李立三和赵世炎、陈公培、刘伯庄、刘伯坚等，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曾在法国准备成立“共产主义同盟”。李立三这么回忆“当时我和赵世炎商量成立一个劳动学会。我们本想定名为‘共产主义同盟会’，但因为当时的八个人中有的还不完全是拥护马克思主义，所以叫做‘劳动学会’。”李立三《对世炎的回忆》，《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李立三也曾和蔡和森、赵世炎商量，打算在法国筹建共产党。不过，由于他们参加了反对北京政府卖国行径的学生运动，李立三、蔡和森被法国当局押送回国，无法实现预定的计划。一九二一年十月十四日，李立三、蔡和森等一百零四名中国学生被押上一艘邮船，驶往中国。其中唯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是陈公培。一到上海，陈公培便带着李立三、蔡和森去见陈独秀。他俩当即经中国共产党中央同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一九二七年，李立三在中国共产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二八年赴苏，受到斯大林三次接见。中国共产党“六大”后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一九三○年由于推行“左”倾的“立三路线”，给中国共产党造成莫大的损失，从此他受到批判。后来，他出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劳动部部长，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直至在“文革”中——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受尽凌辱，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而痛苦地离开人世。一九八○年，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他昭雪平反。

第六部分聚首维经斯基圆满完成来华使命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一八四七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开头，写下了这句话。

在一九二○年，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徘徊。”维经斯基所率领的那个“记者团”的中国之行是成功的在北京，与李大钊携手。在上海，帮助陈独秀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首先响应，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在上海与陈独秀会谈归来，建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李汉俊给董必武写信，加上陈独秀派刘伯垂去武汉，促成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王尽美跟李大钊的接触，又使“幽灵”在济南落脚，在那里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维经斯基派往广州的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虽然一开始找错了对象，但由于来自北京大学的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南下广州，加上陈独秀转往广州，终于在这南国名城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随着在上海入组的施存统、周佛海去日本，又在东瀛建立旅日共产主义小组。

北京小组成员张申府赴法，在旅法的中国学生中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

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法国八个小组相继宣告成立。虽然当时的名称五花八门，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小组”，有的叫“共产党支部”，还有的干脆没有名称，但这些小组都已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都是以列宁的俄共(布)为榜样建立起来的。

共产主义之火，已经在中国点燃。

据一九八○年第四期苏联《远东问题》杂志所载kΒ舍维廖夫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文透露，在一九二○年底，维经斯基曾从上海前往广州。舍维廖夫写道“关于广州小组。在一九二○年九月至十月小组成立时，除共产党员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外，小组中还有七名无政府主义者(引者注如前所述，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否认自己曾加入过这个小组)，他们也没有抛弃无政府主义信仰。一九二○年底至一九二一年初，维经斯基前来广州，他建议小组成员赞同其中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份提纲，但许多成员拒绝了。小组只好解散了。”不过，不论在无政府主义者谭祖荫、刘石心的回忆中，还是陈公博的《我和共产党》一文中，都没有提及维经斯基曾经去过广州。

舍维廖夫是以当事人佩尔林在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三日写给他的一封信为依据的。不过，佩尔林回忆说，维经斯基在“一九二一年二月至三月”去广州，而舍维廖夫认为“现有的文献不能证实这一点”。他以为，维经斯基去广州的时间，应是“一九二○年底至一九二一年初”。笔者查阅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一书所载的《广州共产党的报告》。文中有“谭平山、谭植棠和我”一句，可断定此报告是陈公博所写。报告中有两处提及“b”“去年年底(引者注即一九二○年年底)，b和别斯林(Пecлnh)来到广州，建立了俄华通讯社……”“陈独秀同志一月来到广州，与他同时来的还有b同志。……”别斯林即斯托诺维奇。“b同志”是谁呢?维经斯基的俄文原文是Гhbontnhcknn。因此，“b同志”极有可能是维经斯基——因为文中别斯林、米诺尔都写上全名(化名)，而维经斯基未用化名，便以“b同志”简称。二十七岁的维经斯基，从一九二○年四月初率“记者团”来到北京，四月末来到上海，年底来到广州，十分圆满地完成了俄共(布)远东局所交给的使命——“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除了与中国共产党人保持联系，在一九二○年秋，经陈独秀的介绍，维经斯基在上海还拜访了孙中山。后来，他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五日苏联《真理报》上发表《我与孙中山的会见》，记述了见面的情景“那是一九二○年的秋天，在上海。中国的Ч(引者注即陈独秀)同志建议我结识孙中山。当时孙在法租界住一个独院，房子是国民党内的一些华侨党员为他建造的。……“孙中山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我们。房子很大，立有许多装满书的柜子。他看上去像是四十五岁到四十七岁(实际上他已经五十四岁了)。他身材挺秀，举止谦和，手势果断。我的注意力不知不觉间已被他俭朴而整洁的衣着所吸引，他身穿草绿色制服，裤腿没有装在靴筒里。上前扣得紧紧的，矮矮的衣领，中国大学生和中国青年学生一般都穿这种上衣。

“孙中山一反通常的中国客套，马上让我们坐在桌旁，就开始询问俄国情况和俄国的革命。然而不一会，我们的话题就转到了中国的辛亥革命。孙中山异常兴奋起来，在后来的谈话中，即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孙中山对我讲述了军阀袁世凯如何背叛革命……“我们临走前，谈话快结束时，孙中山又回到苏维埃俄国的话题上来。显然，他对这样一个问题深感兴趣怎样才能把刚刚从广州反革命桂系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南方的斗争与远方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孙中山抱怨说‘广州的地理位置使我们没有可能与俄国建立联系。’他详细地询问是否有可能在海参崴或满洲建立大功率的无线电台，从那里我们就能够和广州取得联系。”维经斯基没有写及和他一起访问孙中山的“我们”包括哪些人，陈独秀是否与他一起拜访孙中山。不过，翻译杨明斋在场，那是很可能的。

二十七岁的维经斯基是能干的。他不辱使命，在半年的时间里，从中国的北方来到南方，他播撒共产主义的火种。

他在一九二一年初接到了回国任职的密令……维经斯基离开广州，途经上海，又来到北京，下榻于北京饭店。维经斯基来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重晤李大钊——他从“北李”那里到了“南陈”那里，如今又从“南陈”身边来到“北李”这儿。他用英语与李大钊交谈。有时，张国焘在侧。他还会见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全体成员。张国焘在一九七一年所写的回忆录中，这么描述对维经斯基的印象“维经斯基所以能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亲密的关系，原因很多。他充满了青年的热情，与五四以后的中国新人物气味相投。他的一切言行中并不分中国人与外国人或黄种人与白种人，使人觉得他是可以合作的同伴。”